《离骚》“伯庸问题”再探

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这是不合实际的。商、周时期，有身份的人尊称亡父为“皇考”，这种称法在铜器铭文中俯拾皆是。

文化传统代代相传的文人雅土，在“皇考”这个敏感的称谓上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王闿运、闻一多将《离骚》之“皇考”认作太祖，并以此驳王逸注。于省吾先生认为“殊为失当”，“契文和金文，凡‘远祖’或‘始祖’均称之为‘高祖’，从没有以‘考’代‘祖’的例子。因此可见王、闻二氏说法之不足据。”（《泽螺居楚辞新证》）

小孩出生之后，由谁命名，世无定则，《礼记·内则》说子生三月，“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子”。同是《内则》又有这样的记载：“凡父在，孙见于祖，祖亦名之。”如果伯庸是太祖，他怎么会“览”呢？赵氏说：“‘览’不一定专指人观看，《九歌·云中君》‘览冀州兮有余’就是说的神灵。”“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是说：在祖庙中太祖的神灵观察了新生的我，通过龟筮卦象表明意旨，赐给裁嘉美的名字。（赵逵夫《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览”不一定专指人观看，这一点有道理，但是“揆”字作何说明呢？王逸说：“揆，度也。”无人异议。“揆”是推度、揣测之意，一定是一个健在的亲人，在推测禄命，怎么可以说是西周夷王时的句亶王呢？

学者大多认为，指证“伯庸”为屈子太祖或远祖、曾祖的始自汉代大学者刘向，他在《九叹·逢纷》云：“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闻一多、陆侃如等学者均是这样认为。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引刘向上两句诗，说，“末胄”二字似可证刘向亦不以伯庸为屈父。

细绎刘向的《九叹》，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说法只不过是一个误解。姜亮夫先生云：“皇考一词，楚辞凡三见，其二见于刘向《九叹》，《九叹》拟屈子之作，故用词取义全同。”（《<离骚>首八句解——屈原身世参正》）《九叹·愍命》：“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贤。情纯洁而罔秽兮，姿盛质而无愆。”如果说皇考是指熊渠的长子句亶王的话，他英年早逝，碌碌无为，有何嘉志，举荐了何方贤德之人，不得而知，后代又怎么知道这个徒有长房虚名的人“情纯洁”“姿盛质”？《九叹·远逝》：“躬纯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仪。”如果皇考是五百年前的祖先，谁能知道他的妙仪怎样？又怎么会对此人有那么深的感情？如此说来，此人必是屈子相当熟悉的人，“皇考”必是先父，伯庸必是屈子的父亲无疑。

学人常把“末胄”理解为“后裔”“子孙”，这是可以的，但进一步将它说成是远房后代，却是不妥的。“胄”是后代之意，“末”可作为自谦之词，如《尚书·顾命》：“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春秋晚期的《蔡侯申钟》云：“余虽末小子，余非敢荒宁，有虔不易，左右楚王。”《后汉书·明帝纪》：“诏曰：‘予末小子，奉承圣业，夙夜震畏，不敢荒宁。’”按自谦之词理解，更切合诗歌意旨，说刘向视伯庸为屈子的太祖、远祖之类，实是未审文意。

清代光绪十一年（1885）修大庸永定《屈氏族谱》，该谱辑录明清以来谱序十六篇，《祖祠碑》一篇，《派序》一篇，其它杂文七篇。其《祖祠碑》说：“为楚世官，则有伯庸之子屈原，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独清独醒，作楚辞以抒其愤，则屈氏因高阳之苗裔矣，自是椒衍瓜绵，户口林林。”《祖祠碑》明确记载“伯庸之子屈原”，与《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一脉相承。其《派序》云：“先有伯庸之子正则公，楚之公族也，仕楚为三闾大夫，谓非以儒林翘楚得蒙拔擢欤，竭智尽忠，虽未致楚怀王之终悟，而著《楚辞》一书，允堪为万世津梁。”一些研究者对伯庸问题冥讨穷搜，似未得正解。

综上所述，王逸之说是可信的，赵逵夫先生在《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一文中创立伯庸是周夷王时的句亶王的新说，证据虽多，但存在很多的漏洞，恐怕难以遽信。（易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