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钢强

在今日众多农村白事的丧葬活动中，震耳欲聋的现代古典歌舞剧团、翻腾跳跃的舞龙耍狮、喧嚣不止的锣鼓声、激昂的西洋乐器与流行曲调嗨歌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及背景。在喧嚣奔涌的“热闹”声浪之下，却分明有着另一种令人窒息的沉寂——那是孝道精神本真意义的沉默，是逝者尊严在喧嚣中隐没的无声叹息。

当传统仪式被浮华喧嚣裹挟，攀比之风便如野草般蔓延滋长。排场大小，竟异化为衡量孝心深浅大小的标尺。昔日孔子在《论语》中教诲“丧礼以哀为主”，如今却让“体面”“有孝心”演变为无底洞般的开销。有人在为这虚假的“孝道”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还有甚者，父母生前吝啬赡养，子女却在葬礼上挥金如土，上演一出出某某老人后人有“孝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坊间“美谈”。鲁迅先生曾沉痛地写道：“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些被钞票点燃的虚假青烟，正是对“孝”这一核心价值的无声毁灭，丧礼中的喧嚣喧宾夺主，悲恸之情反而被挤压得无影无踪。

铺张排场的背后，是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中的异化与迷失。当“孝”从一种源自内心的伦理情感，被强行扭曲为外在可量化的攀比表演时，这“孝”便早已变质了。村民之间在人情、目光与议论的紧密网络下，形成一种无形的“剧场效应”：人人都是演员，人人都在被迫观看，谁也不敢首先从这喧嚣舞台退场。于是，那场面的阔气程度，便成了笼罩在村民头上无形的压力与束缚。这种困境，恰如经济学中“囚徒困境”的深刻隐喻：个体看似理性的选择（“我家不能比别人差”）汇合起来，却导向了群体非理性的困境（“大家都苦不堪言”）。在“别人都如此，我又怎么不去做”的集体心理之下，攀比之风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负担层层叠加。即使有人内心深知其荒谬，却仍被迫卷入这场无休止的“体面”竞赛——于是，真正的孝道伦理在喧闹中被淹没，只剩下麻木的服从与悲凉的沉默。

这种铺张之风如藤蔓缠绕，离不开商业“无形之手”力量和农村固有的人情世故推波助澜。丧葬服务早已被精心编织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电子花圈的高价租赁、搭棚放音乐，到餐饮桌椅板凳一条龙的服务；从职业哭丧队伍“情感表演”，再到歌舞班子在灵前制造的震耳欲聋；从某某是这样做的，到我也是这样做的；从你不按照这样做，后人在村里如何能抬起头；不断撩拨着“不热闹就是不孝”的集体焦虑，把朴素的人伦之情，包装成一场场待价而沽的喧嚣消费。

当传统的“慎终追远”仪式被“人为亦为”的扭曲逻辑彻底渗透，其原有的肃穆与神圣便如沙塔般崩塌。追悼仪式中的庄重与真情被浮华表演取代，一切可悲地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孔子曾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外在的喧闹彻底压倒了内心的真诚哀思，那“礼”与“孝”的实质，岂非早已荡然无存？这场以孝为名的“消费盛宴”，最终吞噬仪式本应有的灵魂温度。

当电子花圈的刺目光芒盖过晨曦，当草台班子的嘶吼压过亲人低声地啜泣，我们是否该静下心来倾听那被喧嚣淹没的灵魂回声？面对这喧嚣的“困境”，我们需要的绝非简单的禁令，还是在于唤醒“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自觉即是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仪式的内核：传统丧葬中的舞狮、锣鼓，本意在于驱邪护灵，营造庄重氛围，而非今日空洞的排场竞赛。同时，我们必须重拾“厚养薄葬”这一古老而弥新的智慧。古语云“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论语》亦载子游问孝，孔子答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真正的孝行，应如春风化雨般浸润于父母生前的点滴关怀与敬重之中。与其在逝后以喧嚣填补愧疚，不如让那份温暖陪伴父母生命的每一寸光阴。当厚养成为普遍风尚，那死后喧嚣的攀比自然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唯愿送别的清晨，清风拂过田埂，静默的送葬队伍抬着棺木缓缓前行。当喧嚣散尽，那源于血脉的庄重哀思，终会在无声处如麦苗般坚韧生长，重新连接起生与死之间那份古老而恒久的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