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八乡的人们口中的胡师傅、胡地仙就是我三叔，是我父亲的亲三哥。三叔在2002年8月初三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带着遗憾走了······

每年七月半，我都会给他烧上纸钱，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烧的是散纸钱，到了城里生活之后，看到城里人都是把散纸钱包成一包一包的，然后写上死者的姓名，这样阴间的祖先更容易收到后代子孙送的纸钱，不被阴间的其他人抢走。烧纸钱是我们这个地方老祖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一般来说是给死去的祖先烧纸钱，用来寄托哀思，点起蜡烛、香，与神灵联通，让祖先保育后人兴旺发达。按照习俗，三叔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自有他们的后人烧纸钱，但我每年七月半在烧纸的礼单上一直都会写上三叔的名字，给他烧纸钱，这缘于我与他还有一段师徒之谊。

三叔从小就跟着他外公练得一身好武艺，身体高大健壮，年轻时村里五六个小伙一起上都不是他的对手，以前在生产队出工，其它人都只能挑一百斤左右，三叔能挑两百斤，周围人称胡大力士。

三叔从来不惹事也不怕事，他从不欺负弱小。1996年3月的某一天，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从三叔房屋前经过，因为速度太快，撞到了路边走路的过路老人，老人受伤了。年轻人扶起摩托车就想溜走，三叔立马走上前去，一把抓住摩托车要年轻带老人去看伤，年轻人一看三叔好像是一个没有力气的老人，以为三叔没有经历过大世面的老头，就大叫几声，要三叔放手，并且扬言：不放手就要动手了。三叔见年轻人气势汹汹的，一把抓住年轻人腰部，啪的一声，年轻人到了地上，年轻人看到三叔是个练家子，立马软了下来，扶起受伤的老人去看伤了。受伤的老人，连连道谢，伤好后，与他的家人买了酒、烟、称了肉，来到三叔家里感谢三叔主张正义。

我们村人多田地少，从解放前开始就是忙完田地里的活，还要织斗笠、打项圈，这是我们胡家大院的传统手艺。爷爷有九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十多口人，仅靠几亩薄田无法维持生活，每到三四月就是青黄不接的日子，所以全家人都学会了织斗笠、打项圈。做好后要挑到方圆百里的绥宁，城步去卖。每个斗笠一毛钱，一个项圈2分钱，用卖来的钱换大米，解决一家人的生活、穿着和人钱来往。三叔为了让弟弟们能读书，主动放弃了读书的机会，种田、种菜，跟着爷爷出外卖斗笠和项圈，很小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有一次三叔在外买了做斗笠，项圈的毛竹准备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爷爷奶奶看到三叔外出十多天了没有回来，就四处打听到三叔被国民党抓壮丁了，奶奶在家哭了三天三夜。三叔到了国民党部队后，穿上了国民党军装，背上了枪。由于他训练刻苦而且会武功，被国民党的一个营长选为勤务兵。第一次上战场，是对日本鬼子的阻击战，战斗很激烈，由于武器落后，我军伤亡惨重，最后被迫后撤。后来与日本鬼子打过几次仗，三叔说他亲手杀死几个鬼子，营长对三叔更加赏识，要三叔寸步不离地保护他。抗日战争结束后，很快就进入解放战争，三叔所在的部队很快就投诚啦！投诚后我三叔选择了回家务农。回家后在公社的斗笠厂当了个小领导，四清运动时，由于他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被清算后回到了村里。

改革开放后，三叔认为四清运动时对他的错误处理一直耿耿于怀，希望找到当时他所在国民党部队向共产党主动投诚的营长为他作证，为他平反。由于年代久远，档案不全，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死之前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从公社的斗笠厂回到村里的三叔喜欢喝酒、脾气比较大，经常对三娘发脾气，三娘也只有忍气吞声，有时也顶上两句。三叔每天没有米饭不要紧，必须有酒，几粒花生米、几块囟豆腐就是下酒的好菜。偶尔有时来点肉，更是美味加米酒赛过活神仙，三杯酒下肚那个话匣子打开了，几个小时都有得聊。

三叔的儿子读书就只有小儿子用工，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安排在广东，每年都要带着老婆小孩回家看望三叔。老大和老二在农村，借着国家政策好，改革开放大承包，老大承包了大队的园艺场，有橙子园、橘子园、梨园、桃园，每年到了收获的季节，园艺场的马路边停满了买水果的大小车辆，由于老大人诚实肯干、懂技术，加之经营有方，园艺场每年收入在二十万元以上，这几年购置了大、小汽车，家里修建了高楼大厦，在武冈城里购买了商品房。老二娶了一个老婆，两个人种田之余，烤酒卖，业余时间跳跳舞、打打牌，在乡下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

三叔在他外公那学武艺的时候，也学了一些堪舆术。回到村里后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地仙，周围乡村的哪户人家死了人，都要喊他去看坟山，三叔说的是一套一套的，什么“平原十不葬”、“山地十不葬”、“墓有十不向”、“墓穴有十忌”，“入山寻水口，登穴看名堂”。他走到主人家定的山上，抓来雄鸡，手起刀见红，随地一抛，雄鸡一跳落入何处，就定点在那个地方，然后拿出罗盘，看二十四山、选定山向、朝向，前看朝山和鞍山，背看靠山，就这样为主人家选定了死者坟地。

改革开放前在乡下，人称坐“凳尾巴”的人是德高望重的能人，是周围村乡专门处理邻里纠纷的高手。三叔可以说是二三千人的胡家大院村落的坐“凳尾巴”的人，一旦哪家发生纠纷、出现打架斗殴了，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村委会，而是我的三叔。三叔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去的，他要发生纠纷、打架斗殴的双方去请才去的。由于我三叔处理邻里纠纷十分公正，大家都对他的处理心悦诚服，处理好之后，理亏的那家会出菜、出酒，好好地招待三叔和纠纷的双方一顿，以表示赔礼道歉。

三叔走了，走得很痛苦。2000年，我在邓家铺镇政府上班，三叔得的是喉癌。当时我听说邓家铺镇的“西风”（邓家铺镇企业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长得矮，大家都这么叫）自称能治喉咙长白斑，我把三叔从家里接来，“西风”给看了病，开了一些草药，三叔回家后，吃了也没有用。后来，三叔的儿子带他到武冈、长沙看医生都不能挽回他的生命，由于喉咙不能进食，慢慢的痛苦的离开了人世间。

我时常想起三叔，想起他喝酒后对他的人生经历的侃侃而谈；想起他帮助邻里处理纠纷时的公平正义；想起他路见不平一声吼时的高大威猛；想起他给人看地、葬坟时的细细沫沫。

三叔，我的好三叔，愿你在天堂里没有病痛！愿你在天堂里不留遗憾！

(作者：木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