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史，不论正史或稗官野史，一概不拒。也喜欢散文，散文则颇觉清代桐城派之文，简洁淡雅，状写景物，点染山水，三两笔便淋漓尽致。

一日，夜间偶查阅清史资料，发现有清一代，安徽桐城竟是人才济济：方维仪、戴名世、方苞、姚范、刘大魁、姚鼐、刘开、姚莹、吴汝纶、马其昶……我惊诧了，一个县在一朝之中竟涌现了如此之多的文学家。

我虽然没有去过安徽桐城，但对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禀赋气质的道理，还是深谙。细细品味《安徽省志》和桐城地方史志以及联系桐城派文人的身世、遭遇，就不难发现，桐城人在历史文化风景中还是有其独特个性的。

第一，有风骨。众所周知，清代康、乾年间，是大兴文字狱的年代，桐城人戴名世就因刊行《南山集》而被砍了头，桐城派首领方苞也因受牵连被捕下狱。但他并不因此而辍笔，他写下的《狱中杂记》，就大胆揭露了当时官吏贪赃枉法，对认识封建时代“司法”制度的罪恶和黑暗，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方苞《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所叙述的左光斗是明代桐城先贤，左光斗知人的卓识和与阉党作斗争不计个人生死荣辱而以国事为重的品质，可谓桐城人效法的楷模。

第二，有传统。桐城派文人是以散文名重于世的。从康熙年间方苞开始，到乾隆年间的姚范、刘大魁、姚鼐，嘉庆年间的刘开、姚莹，直至同治年间的吴汝纶，近代的马基昶等，他们都能脉脉相承。虽然桐城派有“崇古”，“拟古”倾向，其思想有局限性，但他们在散文园地上锲而不舍，不断实践的传统却难能可贵。

第三，有度量。桐城人在清代达官显贵者多。桐城派散文家进士出身就有6人，有官至刑部郎中、礼部侍郎者。这些人并不以此显赫权势，欺行乡里，而是忍让、宽容，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最有名的数“六尺卷”的传说。据《桐城县志略》载：“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诗，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遂成六尺之巷。张文端公乃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谥文端，桐城人，里人称之为老宰相。其子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人称少宰相，在桐城，有关父子双宰相的传闻与遗迹据说有很多，六尺巷只是其中之一。

野史记载张家相府位于桐城县西南，张英是清代康、雍、乾三朝老臣，极被宠信。就是这样一个势焰熏天的相府大家，老相爷却是快马家书，让家人撤让三尺，实在是宰相胸怀。也正是老相爷的豁达与度量，感动吴氏“亦退让三尺”，便才有了这条传为美谈的六尺巷。

放下书卷，我总在想，不知我们现在的文学家还能保持文人的那种名节吗？在文学新潮的这流派、那主义的冲击面前，我们的文学家们还能静心将民族的文化传统承续下去吗？人生在世，难免有争执，让它三尺又何妨呢？（刘运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