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遭遇的两宗冤案

武松本一介草民，默闻于世，但自从在景阳冈上打死了吊睛白额大虫、被称为打虎英雄后便名声大振。阳谷县知县看到武松能干，便任命他为步兵都头。这时，他哥哥武大郎和嫂子潘金莲也从清河县搬到了阳谷县，兄弟两个能够团聚在一起，自然非常高兴。

有一天，武松出差回来便到紫石街去看望哥哥，但看到的是却是一块“亡夫武大郎之位”的灵牌。武松细问其故，潘金莲便哽哽咽咽诉说：“你哥哥自从你转背一二十日，猛可地害急心疼起来。病了八九日，求神问卜，甚么药不吃过，医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随即，隔壁的王婆也过来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谁保得长没事？”武松先是纳闷，然后细问潘金莲“哥哥几时死了，吃谁的药”。最后得知抬出去烧化的是团头何九叔。

第二天，武松找到何九叔，何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不用多说，“从袖子里取出一个袋儿，放在桌子上道：‘这个袋儿便是一个大见证。’”那袋子里装的是“两块酥黑骨头，一锭十两银子。”并告诉武松：这骨头是武大郎的，骨殖酥黑，是毒药身死的见证；银子是西门庆给的“封口费”。接着，武松又拉着何九叔去找曾经“捉奸”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郓哥，坐实了奸夫就是西门庆。

于是，武松带着两人来到县衙告状。本来，人命关天，又有人证物证，按法律是应该彻查的。但是，由于知县和其他官吏收了西门庆的贿赂，坚决不予立案。还教训武松：“你也是个本县都头，不省得法度。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没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凭这两个言语，便问他杀人公事，莫非忒偏向么？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即行。”

武松办事的思路是清晰的。既然你“明镜高悬”的地方不清明，也就只好自己去报仇了。他带上士兵，买好笔墨纸砚和牲仪酒醴，请上街坊邻居，当然也拉上潘金莲和王婆，说是要祭奠哥哥。在武大郎的灵位前，武松“飕地掣出那口尖刀来”，逼潘金莲和王婆说出真相，并要街坊认得字的胡正卿做好笔录。割下潘金莲的头颅后，又要大家“楼上少坐”，他即去狮子桥下大酒楼取了西门庆的首级，再回来带上王婆一同去县衙自首。

县官看到行贿者已死，又“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帮自己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才改了他的案卷，一是洗白自己，二是送了人情。最终刑部判决下来：王婆凌迟处死，武松则“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

王婆凌迟，那是罚当其罪；但武松脊杖而且刺配，那绝对是冤枉了。诚然，奸夫淫妇合谋杀人，其罪当死，但“处死”应当是一种执法者的行为，而不应该由武松个人来越俎代庖。但是，如果当初知县能秉公办事，就不会出现武松私自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情，武松也就不会被判刑了。

武松被刺配到二千里外的孟州牢城营。在那里得到了老管营和他的儿子施恩的特别照顾。当然，这种“特别照顾”也是有原因的：施恩经营快活林的大客店、赌坊、兑坊等，每月有二三百两银子的收入。这等好的生意被本营内张团练看得眼馋，便带来一个诨名叫蒋门神的霸占了快活林，还把施恩打得两个月起不得床。于是，施恩就想要武松为他“出这口无穷之怨气”。武松是个好打抱不平的人，一为报答施恩知遇之恩，二为施展一下自己拳脚，待喝得半醉时，只“一踢”“一扑”，就把蒋门神打在地上求饶，自然也就为施恩收回了快活林。

张团练如何咽得下这口气？他让蒋门神躲在自己家里，然后，去和他的同姓结义兄弟兵马都监张蒙方商量。在收了张团练的大量钱财之后，张都监定下一计：先把武松从管营那里要到自己身边，然后夸奖他，重用他，还扬言要为他娶妻室。八月中秋晚上，武松稍喝了点酒，忽听后堂大喊“有贼”，心想：“都监相公如此爱我，他后堂内里有贼，我如何不去救护。”于是拖了一条哨棒大踏步直赶入后花园去，寻找一周，哪里有贼的踪影？复反身奔出来时，被七八个军汉绑了，说他就是贼，而且在武松住处还搜出了“银酒器皿，约有一二百两赃物”。很明显，这是都相公有意栽赃陷害，但是，在公堂上，在刑讯逼供之下，武松只得屈招。张都监等人是十分阴险狠毒的，他们设下圈套，不仅仅是要损害武松的名誉权、人格权，而且还要剥夺他的生命权。尽管中间有当案叶孔目的“有心周全”和施恩朋友康节级的“一力维护”，把张都监意欲在监狱里害死的武松从死神边拉回来，但还是被判决：“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

这是典型的执法者贪赃枉法、钓鱼执法，以至让武松枉挨脊杖，屈坐冤狱。

一部《水浒》共120回，作者舍得用七回的篇幅来写武松的这两宗冤案，可见作者对当时法制混乱的重视。法律不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而应当是广大群众包括执法者在内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果执法者玩弄法律戕害百姓，那他也必定会遭到法律的严惩。（易祥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