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曾写道：“作为古旧杂志爱好者，三十年来始终关注中国杂志的过去和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私藏的老杂志，用‘刊话’的形式，用札记的写法，一点点写出来。”

夫子自道。这段文字，道出了谢其章收藏、研究民国杂志的动机，或者说是目的。

研究，就要讲究方法，那么，谢其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钩沉”。因为，在谢其章看来“钩沉史料，就像考古猎奇，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拥有历史癖者”。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史料的“钩沉”，可以藉此再现、还原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真相。

新近，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往日抄》，亦是一以贯之地呈现着他的这一研究思路和思想。

朱朴（朱省斋），以及由其创办的《古今》杂志，一直是谢其章着力研究的一个方面，为此，他曾经专门出版了《朴园日记》一书，还写出来了一系列研究文章。

新史料出现了，谢其章的研究，就继续深入。

“朱朴退婚王敦礼”，本来也只是一桩“退婚”事件，有什么值得研究的？是想猎奇，还是想猎艳？当然都不是。研究的结果，可以说，直接指向了朱朴的人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沈鹏年曾经对朱朴作出过的评价：“朱朴以《古今》为幌子，先瞄上梁家‘三十三宋斋，然后再网络海上著名收藏家的珍品’”，换句话说，对于朱朴来说，婚姻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行骗的幌子，是获取利益的一种途径。

一九四四年十月第五十七期《古今》杂志，封面赫然标明“休刊特大号”，从此，也确实宣告了《古今》杂志的停刊。可是，停刊的原因是什么？此前，谢其章曾经写过文章，作出了种种推测，但也只是“推测”而已。该书中的《<古今>休刊之谜》一文，终于在新资料的佐证下，得到了相对正确的结论：政治原因。尽管《古今》是一本“伪刊”，却也仍然不能见容于日本人。

读《北京往日抄》，让我感受最深的，似乎，还是谢其章的文品和人品。

考证、钩沉，总还要涉及到“评价”，谢其章的评价，可以说是“不为长者讳，不为权威讳”。

范用生前，与沈昌文素有矛盾，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对待矛盾的“态度”，则体现这一个人胸襟和气度。在《存牍辑览》一书中，那些经过范用亲自加工过的书信，沈昌文的名字竟然在有些信件中被删去了。此种行为，作为大家、名家的范用，真真是有失风范。对此，谢其章在文章中写道：“我没有资格评说前辈的胸怀和气量，只是觉得删节他人来信的做法不大妥当。”“不大妥当”，实在是貌似委婉，实则尖锐也。

谢其章的“民国杂志”研究工作，如果作个大体归类，仍然属于“现代文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可谓高手云集，更有众多的所谓“专业研究者”。这些“专业研究者”，喜欢高头讲章，这一点，在谢其章看来“那些忽左忽右的议论风生之雄文，只供一时赏乐，仅此而已”。他痛感“专业研究者”成绩的差劲，于是，痛斥道：“专业研究者有着大把的时间，拿着公家的俸禄，挣着体面的名声，却肆无忌惮地倾销不合格的产品。”

肺腑之言，振聋发聩！

文品，决定于人品；谢其章的人品，可用一个“诚”字概括之。

买书、藏书，是文人所好，但对其目的，许多人却遮遮掩掩，甚至于用“修养”一词，含糊之。谢其章就坦言：他买书，就是为了阅读，阅读就是为了写作。在同一家报刊上，别人的文章能发表，自己的文章却发表不了，或者发表的很少，怎么办？薄有嫉妒，甚至不高兴，是人之常情，谢其章对此毫不掩饰，他说：“报国寺有个专栏，我逛书摊之前先要到报栏看看有没有我的文章，有则高兴，无则懊丧，你若说这是‘自恋’，我接受。”这一点，看似简单，实际上又有几人真正能够做到？多数人，恐怕都是故作清高地遮掩吧。

谢其章的考证、钩沉，其着眼点是“细节”，他喜欢抓住一点，前勾后连，四处挖掘，进而揭示真相，同时，也使自己的文章，变得丰满圆润。

“小中见大”，此为谢其章文章写作的一大特点。（路来森）